东西融通中的柬埔寨文明

        海上丝绸之路酝酿自先秦，成形于西汉，数千年来联通货运商贸，沟通文明交流。这条古老航道上的每个文明机体，既呈现出文化个性，又与周边贯通，受到外来文明影响，组成相互联动的海上丝路文明共同体。高棉人是东南亚的古老土著，高棉族人创造的柬埔寨文明是这一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毗邻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往来密切，与西方文明发生碰撞，形成了东西交融的柬埔寨文明。

　　山岳王国融通中印

　　“柬埔寨”这一名称始自明万历年间。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古籍记录了对柬埔寨文明不同的称谓，其中最早出现的是“扶南”。扶南是东南亚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国家之一，发端于今柬埔寨东南部波罗勉省巴普农山附近。公元1世纪初，印度南部婆罗门混填与本地女王柳叶结合，创建扶南国，效法古印度政治。随后，二人“生子分王七邑”，开启了柬埔寨的王族世系。

　　扶南早期的征伐和外交为柬埔寨文明的发展开拓了空间。范蔓“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扩大了扶南的势力范围。范旃遣使节往东吴“献乐人及方物”，派苏物使天竺国，与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和古印度缔结了往来关系。扶南很快成为文明互动中的重要节点。康泰、朱应奉孙权之命回访扶南时，就偶遇了同样受命回访的天竺国使节。

　　公元3世纪初，古代的南海丝路贸易推动扶南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港国家，取道马六甲海峡的船舶都要在这里中转和集散。位于今天越南南部的俄厄就是当时的扶南海港之一。从地理位置看，俄厄港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复杂的河道当中，是绝佳的避风场所。从考古文物看，这里汇集了来自古罗马、古印度和中国东汉时期的商货，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港口。

　　古印度政治与宗教紧密相连。扶南在借鉴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受到印度宗教的影响，来自印度的僧人时常成为扶南王信赖的使者。公元484年，印度僧人那伽仙就奉扶南王之命觐见南齐武帝萧赜。他在朝堂上描述了扶南王在巴普农山祭拜婆罗门教湿婆神的场景。巴普农山是扶南的圣山，被视作王国中心，是婆罗门教世界观中宇宙中心须弥山的隐喻，也是想象中扶南最接近天神处所的地方。因为崇拜山岳，扶南王国也被称为山岳王国，“扶南”二字正是山岳之意。扶南宗教政策宽容，奉行婆罗门教的同时，佛教也广为传播。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是扶南著名的译僧，先后来到中国译经弘法。

　　与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改变了扶南人的生活习惯。混填称王后，教授柳叶“穿布贯头”，“穿布贯头”很快在扶南传播开去，成为当地女性的着衣习惯。因此，当康泰、朱应到达扶南时，发现“国人尤裸，唯妇人著贯头”。于是，康、朱二人向扶南王范寻建议“国内男子著横幅”。公元3世纪的“横幅”如今已经演化为水布，是现代柬埔寨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

　　尽管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扶南依旧保留着一些传统习俗。例如，古印度盛行的种姓制度未被严格执行；审判时，扶南也不使用《摩奴法典》，反而奉行“捧斧”“探卵”“投鳄”等神判法；丧葬习俗仍然保留着水葬、火葬、土葬、鸟葬等多种形式。

　　中印文化汇聚吴哥

　　真腊是位于扶南北部的属国，与扶南同属高棉民族。公元6世纪中叶，真腊崛起，南向兼并扶南建立王权。但是，真腊很快陷入分裂，形成了“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的割据局面。9世纪初，阇耶跋摩二世从爪哇回到真腊，统一河山，拉开吴哥王朝的序章。他在古莲山上修建山寺，通过婆罗门祭司举行“提婆罗阇”仪式，实现国王与天神两种属性的结合。

　　山寺是置放提婆罗阇、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起初，山寺被修建于特别选定的山峦上，这座山隐喻湿婆神的修行圣地凯拉什山。在无山可选的情况下，吴哥王兴建宏伟的多层级塔寺替代山的职能。随着神王哲学的发展，山寺演变成须弥山的象征，也成为宇宙论意义上王城和国家的中心。巴肯寺、巴芳寺等都是山寺的代表。除了山寺以外，吴哥古建筑群中还有一种平寺，平寺的职能是祭拜重要人物。全寺建在一层台基上，不采用须弥山式多层级的建筑方式。

　　吴哥古建筑群中的雕刻主要以古印度神话为题材。《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翻搅乳海》等史诗和各类往世书故事都被搬上浮雕墙壁，天神及其化身形象被雕刻成圆雕接受祭奉。比起扶南时期重在模仿的雕刻思路，吴哥时期的工匠更愿意让雕刻风格适应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在建成于公元12世纪中叶的吴哥寺中，成千上万的阿普萨拉仙女形象就是以古高棉女性为原型雕刻而成。

　　阇耶跋摩七世（约1181-1218年在位）统治的年代是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势力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南半岛。传统强邻占婆国被吴哥攻陷，沦为行省，接受直接管制。阇耶跋摩七世偏好大乘佛教，但吴哥依然延续了宗教宽容的政策。婆罗门教祭仪继续被尊重，传统的神王哲学被创新为佛王哲学。国王在他的山寺巴戎寺中以佛陀像代替了林伽石。在这一时期，吴哥修建了大量建筑，包括王城、寺院、医院和驿站等。四面佛塔是其中的艺术经典。塔上四张面孔均以国王本人为原型，同时象征着婆罗门教中的湿婆神与大乘佛教中的观世音。阇耶跋摩七世是现代柬埔寨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古代国王。他代表了勇武、智慧，以及艺术美学的巅峰。他的造像被摆放在大学门口，激励学生精进学业，还被用于文化与艺术部的徽标，彰显柬埔寨的灿烂文明。

　　吴哥与中国关系密切。除了古籍中记载的朝贡、册封等史实外，巴戎寺浮雕壁上宋朝士兵与吴哥士兵并肩作战的景象反映了吴哥人眼中的两国关系。1296年，元朝使节周达观在吴哥王城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他撰写了《真腊风土记》，为中国详细了解吴哥“风土国事”提供了重要依据。《四库全书总目》赞周达观“谙悉其俗”“文义颇为赅赡”。1819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首度将《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启发了西方世界对吴哥进行研究和探索。

　　对话西方走向世界

　　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探索东方的大航海时代，柬埔寨文明开始了与西方文明的对话。16世纪中叶，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最先到达柬埔寨，但此时吴哥王国已不复存在。接待克鲁兹的高棉国王安赞不是吴哥世系，取名也不用类似“跋摩”的梵文。他是“舔瓜国王”的后裔。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舔瓜国王”很可能是反抗吴哥王朝的起义军领袖。多个版本的《柬埔寨王族史》将他神化，戏剧性地呈现在历史舞台上。

　　高棉国王对初来乍到的西方人饶有兴趣。葡萄牙人受到礼遇，高棉王萨塔一世（1576-1586年在位）还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葡萄牙探险家维罗索。西方传教活动顺利开展，但效果不尽如人意，高棉民众对上座部佛教的虔诚信仰令传教士们始料未及。英国人和荷兰人也与高棉王国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柬埔寨设立商站，与王国进行贸易往来。

　　高棉王国的权力斗争先后将暹罗和大越的势力引入柬埔寨，王室内讧演变成邻国蚕食。19世纪中叶，暹、越两国在柬埔寨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高棉王国同时沦为它们的属国，仅维持着形式上的独立。国王安东向法国求援，希望缓解危机。从1863年开始，法国在柬埔寨建立起排他性的殖民制度。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成为输出原材料的产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诺罗敦国王（1859-1904年在位）曾尝试改革图强，却换来更加严苛的殖民政策。金边王宫保存的诺罗敦国王骑马铜像便是其冀望民族崛起的写照。

　　西哈努克与殖民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947年，柬埔寨颁布了史上首部宪法，建立起政党制度。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后，西哈努克结合现代民主理念与高棉民族传统建设民族国家，并活跃在国际舞台。他声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结盟中立政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美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很快将柬埔寨拖入冷战漩涡，引发柬埔寨政局动荡，国家发展陷入低谷。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建立起以君主立宪、多党民主自由为内核的现代政治制度，政局日趋稳定。洪森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开放的投资和金融政策吸引全球资本。2011年来，柬埔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7%左右的高增长，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亚洲经济新虎”。

　　总之，柬埔寨文明是在东西融通中成长起来的文明机体。冲突引发了文明的动荡，互鉴丰富了文明的内涵。当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文明多样发展是基本现实，也是破除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论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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