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存在着对中国不利也不公的“二元结构”，即东盟在经济上相对依赖中国，但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甚至有人认为在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存在三元结构，即在此前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东盟政治体制欧洲化。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有失偏颇。

　　首先是东盟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程度有多大？从贸易来看，中国连续七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其中201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4722亿美元，远高于东盟与美国的2260亿美元，但是中国东盟贸易额自199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1.7%的负增长，而且中国与东盟相互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并不高，出口产品的结构存在较大程度的雷同，在国际市场存在竞争。相反，东盟与美国、日本、欧盟之间基本上是互补关系。从投资来看，历史上美国、日本、欧盟对东盟的投资存量是我国不能比的，即便从近几年看，我们对东盟的投资也不占优势。比如，在20112013年期间，日本对东盟投资为563.9亿美元，中国对东盟投资仅为218.8亿美元。此外，截至2012年底，日本对东盟累计投资1222.7亿美元，同年末中国对东盟的累计投资只有280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美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1590亿美元。另外，日本、美国、欧盟对东盟投资集中在制造业，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与能源相关的行业，近年来虽然逐渐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转移，但在东盟仍然受到较多的诟病，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问题是最大的缺陷。从援助来看，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各国的援助确实增加较快，绝对值明显高于美国，但并不比日本、欧盟高出多少，尤其是中国对东盟的援助主要是政府间的，而日本、欧盟、美国主要投向民生领域，所以中国对东盟的援助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

　　总之，表面上看，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发展较快，但实际上投资存量并不占优势，贸易依存度也不高，贸易结构需要改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东盟很乐意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但这并不表明东盟在经济上只依赖中国或者说东盟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了西方国家市场。我们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能盲目乐观，在质和量两方面都需要改善，何况东盟在经济领域同样存在大国平衡的倾向，不愿意与某一个大国的经济关系过于密切，避免其经济被外部势力控制。

　　其次，东盟在安全问题上只信任美国或者只唯美国马首是瞻吗？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存在南海主权争端，“中国威胁论”在东盟仍有较大的市场，但与冷战期间相比，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更多的是秩序的建构者和维护者，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保障已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虽然东盟部分国家希望借助美国的军事存在来平衡中国力量的增长，但东盟并不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不愿意看到中国与美国在南海等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更不愿意成为中美两个大国博弈的工具。2016年2月16日在美国闭幕的美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双方就打击恐怖主义、毒品犯罪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以及南海问题，表明东盟并不愿意无条件地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愿因为靠拢美国而得罪中国。

　　事实上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也曾被东南亚国家抵制过。冷战临近结束前，苏联实力衰退，其从东南亚地区撤退趋势已表露无遗，美国在该地区变得一国独大。这个时候东盟开始邀请中国参加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这实际上就是要拉中国平衡美国。同时，菲律宾还爆发了严重的反美游行，要求美国军队撤离菲律宾。1991年10月，菲律宾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拒绝了美国续租的要求，要求美国关闭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随后菲国会通过了一项不允许外国军队在菲律宾设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法案。1994年美军被迫完全撤离这两个军事基地。2011年5月，当美国海军“北卡罗来纳”号核动力潜艇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再次停靠苏比克湾时，大批菲律宾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呼喊“美国潜艇立即离开苏比克”、“立即废除菲美《访问部队协议》等口号，所以美军在菲律宾的部署只能是“半永久性的”。当然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东盟对美国的安全诉求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综上所述，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二元结构”并不鲜明存在，至少是被过度放大了。我们不要高估自己对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也不要低估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影响力。我们尤其不要迷信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消除“中国威胁论”或者彻底改善与东盟的安全关系。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并不是正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