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分工合作的深入发展，互联互通作为各个国家和区域之间合作的有效机制，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处理外部经济联系以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亚洲地区重要经济体都强化了自身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同时，亚洲地区依托东盟内部互联互通机制以及APEC机制建设，初步地促进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规则制度政策以及人员等的互联互通。但是，作为一个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的交互机制，互联互通在亚洲地区同样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制约，东盟内部、10+3、APEC经济体之间以及次区域等的互联互通任重道远。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中，中国应强化与亚洲地区特别是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注重战略，注重规划，以基础设施互联和制度性互通为支撑，以融资安排为重点，以促进机制建设为抓手，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强化中国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与融合。

　　 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发展特征

　　 互联互通成为亚洲内部重要的政治共识

　　 2009年以来，互联互通成为亚洲地区外交与政治的重要议题，基于互联互通的外交与政治共识不断深化，东盟以及APEC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沟通机制

　　 东盟是东南亚互联互通的核心推动力。2009年10月，东盟第15届峰会以“增强互联互通，赋予人民权力”作为主题，东盟领导人强调了东盟地区互联互通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希望东盟成员国、东盟与周边地区及全球建立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机制。2010年10月，基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强烈共识，东盟推出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确定了未来5年实现互联互通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关键项目以及资金安排等。

　　 互联互通成为亚洲区域合作与融合的重要载体

　　 以东盟为例，自从东盟提出共同体建设规划以来，成员国之间的深层次互联互通成为一个现实的要求，东盟地区在基础设施、通讯、水利等加强合作，同时成员国之间的政策、规则以及制度等的互联互通亦卓有成效，人员往来以及社会文化互联互通日益深化。

　　 在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中，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基于互联互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日益显现，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对国际贸易、投资和制度融合等一体化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并产生良好的福利效应。

　　 中国日益成为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枢纽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中强调，要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面临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任务，互联互通成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力支撑。

　　 在亚太地区推行互联互通，本质目标是以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体系建设为支撑，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机制化建设，促进亚太各经济体之间加速构建全球价值链，形成亚太区域的生产网络、产业集群和国际分工，寻求亚太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制度框架，走向亚太自贸区。在内外经济互动的内在要求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的作用下，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核心经济体。在10+1和10+3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互动更加深入，互联互通亦成为深化两个经济体融合的有效途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在APEC框架下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的政策建议，业已成为APEC及亚洲地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参考。中国在互联互通的诸多领域具有领先的综合优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国际领先的综合竞争力，中国具有扩大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程度的技术资金基础。中国开始着力于深化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深化丝路基金建设，成为亚洲地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新的促进力量。

　　 亚洲地区互联互通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是，亚洲地区互联互通体制整体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存在较多的现实问题。

　　 互联互通政治互信基础较为薄弱，缺乏良好的“要约–反馈”机制

　　 由于中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国或中心国，逐步形成了“轴–辐”互联互通格局，但是，东盟、东北亚、中亚、南亚等对中国的政治安全互信关系仍有待加强，各方对华战略疑虑制约了双方间互联互通诸多合作项目和机制的开展。这些因素制约了亚洲地区基于中国为中心的互联互通体制建设，从而未能形成一种良好的“要约–反馈”机制。

　　 互联互通缺乏四大经济基础，内在发展机制可持续性较弱

　　 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缺乏扎实的内生可持续发展基础。第一，亚洲地区的产业结构更多具有同质性和相互竞争性，互联互通可能导致内在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不是强化区域的整体竞争力；第二，亚洲地区各个经济体发展模式与水平以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异质性太大，这是互联互通的最大制约。第三，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南亚等主要是以美欧日作为主要的市场，互联互通能否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和经济带使得东亚、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保持国际市场的充分进入，目前仍存重大的不确定性。最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经济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有待观察，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面临明显的经济问题：一是融资可得性小，资金缺口大；二是运作机制涉及多方利益，效率低下；三是成本收益性差，很多基础设施可能是亏本。

　　 互联互通面临三要素关联困境，缺乏统一规划与推进机制

　　 关联经济实际上是区位要素、增长要素以及战略要素三者之间的有效统一，是短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的有效融合。但是，在关联经济的三个要素的短期和长期匹配中，三者的组合变幻莫测，从而使得短期的操作实施与长期的远景目标经常产生错配，整体难以建立具有广泛共识、具有较强执行力的规划与建设体系。

　　 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是这个错配问题的典型代表。以东盟为例，其长远的目标是形成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共同体，在区域内部以及与区域外相关伙伴国实现互联互通。再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互联互通涉及更多更广，仅以基础设施为例，目标是一个“轴–辐”框架，面向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俄罗斯等，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可能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互联互通的一个部分，主要是基于政治外交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而对增长的诉求并不是特别强烈。这种区位、战略和增长要素的差异性，就使得东盟和中国在互联互通的长短安排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性。

　　 互联互通存在多重动态国际博弈，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约束

　　 亚洲地区互联互通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重大核心矛盾体：中日韩（美）、中俄、中国与东盟、中日韩与东盟（及美国）、中国与印度及巴基斯坦、东盟与印度、东盟与美国、南海问题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等。可以说，亚太地区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最为复杂和微妙的区域，是一个“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存在多重动态国际博弈，这使得亚洲地区互联互通不得不考虑地缘政治的各种约束及其相关的影响。

　　 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些东盟国家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实际上是宏观大局战略安排中的局部制度设计，但是，中国本质上仍未将局部制度设计作为宏观战略的微观支撑。作为互联互通的枢纽国，中国已经在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中占据天然的核心地位，但是，整体而言，目前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更多是分散化、碎片化以及应付性的格局，缺乏较强的战略性、主动性和针对性。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导下，以周边地区特别是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运筹帷幄，有序推进，强化合作，重在融合，突出重点，坚持区域与双边并举，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推进技术标准的统一，构建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新格局。

　　 一是注重战略安排。在“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指导下，注重大国外交、周边外交有效融合，将外交、政治以及经济（特别是“一路一带”战略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效统一，从而打破中国与东盟及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状态，形成中国与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新战略。

　　 二是注重整体规划。以双边及多边合作为基础，重在规划，形成以中国为中心，打造立足周边、辐射亚太的互联互通规划设计，建立基础设施、规则制度、信息、资本流通、服务网络及相关配套产业链相互融合的互联互通框架，完善与周边地区国家、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互联互通针对性机制。

　　 三是注重内外互动。以互联互通作为支撑力量，将中国与东盟地区的互联互通新机制与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融合。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把中国与周边和亚太国家的市场、融资、技术、劳务、环境、监管优势结合起来，将十分有力地促进国内大市场和亚太大市场的高水平对接，刺激域内消费需求，优化市场环境和结构布局，产生更大的经济发展效果，促进发展模式转型。

　　 四是注重“软硬”结合。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而“软件”层面的互通则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地区应该在规则制度、人员、文化等软件方面的互联互通需要逐步深化，形成物理性互联互通和“软件性”互联互通协调发展共同促进的格局。

　　 五是注重商业可持续性。互联互通项目如果要长期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解决自我发展的问题，在商业上一定要具有可持续的模式，而不仅仅靠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政策性资金投入，或是中国单方面的资金投入。中国和相关经济体要积极探索商业合作的模式和互联互通商业可持续的模式，以形成一种自我循环的多边合作机制。

　　 六是注重层次性。互联互通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建设的过程，在积极推进互联互通战略的过程中，应该依托“一路一带”倡议，双边和多边并举，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通过双边取得突破，通过多边形成网络。

　　 最后是注重促进机制建设。目前，互联互通的资金安排仍然有限，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和亚洲开发银行，但市场化的融资机制诸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债务市场、长期股权投资市场等较为缺乏，中国应该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区域股权与债券市场，夯实互联互通的融资基础，建立健全可以推动合作、对成员行为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正式机制，以协调各方利益、解决双边及多边纠纷，逐步建立统一的协调合作机制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