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中共百年是史上最伟大革命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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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中共建党百年，中共的成就以及中美关系等国际热点课题。

作者：韩咏红

观察中国共产党，不能脱离观察中国革命的历史视角，而在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眼中，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临近七一中共建党百年，杨荣文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纪念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我们是在标记中华民族迈向共和国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早前曾作为外交部长穿梭在区域与世界各国之间，杨荣文在10年前淡出政坛后仍持续从多维度观察中国。上个月卸下香港嘉里集团高级顾问职务后，他目前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学者。

受访时，他提到上网看了央视的党庆电视剧《觉醒年代》。他娓娓解释，中华文明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里，形成非常深厚的文化。因此，当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决心推翻2000年的帝制建立共和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觉醒年代》反映的就是，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内部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诞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和国，中国只有110年，从1911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思想上经历了持续的革命过程。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一人一票制是一种梦想，国家需要务实做法来凝聚人民的创造力、能量和团结，土地革命就成了中国革命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共又在土地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土地收归集体成就今日中国

杨荣文以身边观察到的故事举例说，1983年他到中国潮安探访外祖父母时，外祖父屋里天花板下有个用来储藏旧契约的小房间，如今已不存放东西，因为文革时祖父将契约全烧了。

杨荣文解读：这说明，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很多人仍希望能取回原有土地和财产，直到文革时期，因为担心惹祸上身才烧毁。

他说：“所以，虽然文革是疯狂的、对数百万人做了可怕的事，但文革清除了土地上的一切产权，之后产权都收归集体。今天的中国，如果要建一座新城、隧道、桥、码头，它都可以做到，而在其他国家由于涉及产权的问题，过程就非常复杂。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收归集体，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中国革命的另一关键成就是改变了妇女的地位，中国确定了一夫一妻制与男女平等的地位，结果中国女性可能是亚洲各国中地位最高的。

杨荣文形容，中国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地延续着，谁该领导人民找寻前路呢？西方的制度在中国、在亚洲许多地方都行不通，中国的道路需要中共寻找，而又因为中国体量巨大，革命之路充满曲折，他看到大成就接着大错误、大成就再接着大错误，但始终在学习与寻找道路。

他坦言，打造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共今天号称有9000万党员，但质比量重要。

“如果你心术不正，党籍就是负值，而不是正面价值。这是为什么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如此重要。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他说如果不制止腐败，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因为这涉及了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你腐败了，你就不是为人民服务。”

人际关系易生腐败 中国自古都在面对

“习总书记自2013年以来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让人令人惊叹的，没有人会相信到他能做到这么多，但即使如此，腐败也只是杜绝了一半，因为在华人社会里腐败极难根除。”

他分析说，中国是一个由人际关系网络组成的社会，“礼物”是用来表达“礼”，而“礼”表达的正是人际关系。就像过年时，华族的母亲得用心准备红包给亲朋戚友，并且问孩子“谁谁谁给了你多少红包钱？”，大家脑中就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网络，这个思维本身就可能导致腐败，自古至今中国都面对腐败的问题，所以才会把反腐的希望，寄托在人格化的“包公”身上。

他进一步阐述，也许大数据或数码人民币可以用来防治腐败，但这也只能在未来试验，而且每个方案都会产生新的问题。

他说：“所以你问我中共的未来，回答就是过去10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来依然充满挑战，需要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贴近民生和非常开放的执政党。”

从历史展望未来，杨荣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实现了中国化；未来不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或哪种意识形态或信仰，要实现中国化都需要时间，也需要智性的努力，最重要是心要在“对的地方”。

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需要有开阔的思想与心灵，乐意对外学习又保持谦虚；既了解自己又对他人的经验充满兴趣，在向外学习的同时不去评判他人。那中国将成为伟大的民族、中国共产党就会是领导的力量，而这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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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一处草坪上，用花卉拼出的“建党100周年”大字迎接这个纪念日。（法新社）

中国的发展或衰弱都会对外产生强大冲击

历史上中国的兴衰更替，每每远远辐射至国境之外，产生强大的对外冲击，今天也一样。

杨荣文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回顾19世纪的历史，清朝衰落的时代背景，缔造了今天华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也造成了新加坡与中国非常特别的关系。过去几百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每一场大变动，新加坡都卷入其中。康有为、孙中山都到过新加坡；当中共与国民党斗争时，国共争斗在新加坡上演；当国共合作时，它们也在新加坡合作。1930年代，本地华人筹款与组织志愿者帮助中国抗日，因此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也屠杀了很多本地华人，这都是源自同一出“中国历史大戏”（Chinese Drama）。

中共支持本地共产组织的情况在1978年邓小平访新后停止，南洋华人双重效忠的问题，也在周恩来1950年代出席万隆会议时得到部分解决。然而，中国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联系还在，不只是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甚至泰国、缅甸、蒙古国，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等，都与中国仍有密切的联系。杨荣文由此提醒，由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与中共所做的决定会牵动这些国家，也影响周边民众对中国的反应，因此当中共做决定时不能只想到本国，也需要考虑到国境之外。

他也看到，中国或许已是世上数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高度发达，标志中国进入新的国际化时代，这必然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及中国人的自我感觉。说到此，杨荣文话锋一转，问到：人类已登上了月球和火星，到了月球和火星，是会合作与互相信任，还是大家准备带武器上火星，建立防御系统来抵御其他人类？

“到了火星要怎么做？这需要新思维，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需要一起思考。这将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精彩的新篇章，离现在也不远了。”

国际社会负评中共十八大有原因

在中共迎来百年华诞的此刻，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也陷入30多年来最紧张的时期。美国“联盟抗中”的态势越演越烈，在好些评论中，中共十八大后领导层的更替，以及新领导层的作为，是导致中外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

在采访中，杨荣文充分肯定了习近平成功逆转了中国腐败恶化的趋势，至于不同国家对中共十八大的评价不一，他也不觉得意外。“这取决于是谁在发言，如果希望看到一个弱势的中国、而不是强大的中国，他们就会对习近平评价不高，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中国腐败，这样外交就比较容易。”

他提醒，中国快速发展其实已持续了很多年，不是2012年“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但是很多国家的认知还定格在中国落后的年代，直到过去几年才因为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国体量之大与成功，因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并且将这些都归因于习近平的领导。

让杨荣文感到“相当意外”的倒是美国的变化，美国的对华政治议程从进取变为负面，过去的态度是：“我帮助中国发展，然后我们竞争，我有信心能赢”，今天的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会允许中国赶超美国，成了负面议程。

他反问，美国指责中国改变现状，但当全球经济比重改变时，中国怎么可能不改变现状，“你（美国）是在说：我对现状很满意，所以你不应该去改变，因为你改变了现状，所以你就坏？”

不过，杨荣文也建议中国换位思考，更深入地去了解美国的不安。对西方人来说，守不住已经占据200年的世界主导地位，还要面对中国直视自己，说一些自己不爱听的话，是非常不舒服的。这还不仅是中国直接说了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成就，例如未经历太多挫折就登上了火星，这对西方世界是很强烈的警讯。

“我不是说西方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关系时必须坚定，但是更深入了解西方的深层不安，了解这些不安的来源，对中国自身有利。有些问题（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认为自己是民主国家

至于中西方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杨荣文指出，西方人往往将中共看做一个政党，在西方视角下民主的含义就是不同政党通过争取选票来竞争，相比之下，中国的高层是基于共识来选举，上世纪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不成功，最终中国从俄罗斯革命取得灵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他说：“中国认为自己是民主的，我也觉得它是民主的，是基于中国特殊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基于古希腊文中的民主含义，即人民自我治理，并没有说必须有哪一种投票制度。”

对于即将来临的建党百年庆，杨荣文的观察是，中共非常认真对待这个日子，将举行大型纪念活动，但不会有胜利阅兵，而是要深思熟虑（thoughtful）地纪念。

“前路还有巨大的挑战，共产党必须做到它宣称要做的事，必须继续展现创造力，贴近现实，并从这里前进；需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为未来准备。他们不想过于炫耀，但回想到100年前的光景，会有一种满足感。”

我告诉我的西方朋友，当你看到中国时，你没有看整张脸，而是聚焦于脸上的瑕疵……中国当然不是完美的，有的批评是合理的，但有的不是。比如说香港，我不同意有人说国安法对香港不好。今天的香港享有的民主，怎么可能比英殖民时期少？还有新疆问题，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中国的处理方法，但种族灭绝是错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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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文认为，中共非常认真对待建党百年纪念，将举行大型活动，深思熟虑地纪念。图为今年6月11日，人们在中共诞生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法新社）

 

“战狼”是西方标签 北京反驳可更优雅更有效

在这两年中西方的舆论战中，一个频繁出现的热词，叫“战狼外交”。不只是在美国，欧洲媒体也不时批评中国的“战狼外交”，认为中国咄咄逼人而粗暴。对于这个情况，杨荣文马上回答，这是西方国家的“标签”，目的是让中国进入防御的状态——我可以批评你，但是你不能用同样态度为自己辩护。

“西方领导人、议会和媒体是怎么议论中国的？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官说的算少了。”

但杨荣文也指出，一些中低阶外交官有这些表现，其中有一种“既然西方都能这样，我也能这样做一些”的心态，此外，他们也想对国内表明中国并非逆来顺受，而中国领导人自己并不这样对外发言。

不认为中国更自由就会更好对付

他直言，西方世界检视中国时，有以偏概全、放大瑕疵的情况，但中国的反驳却可以更优雅与有效，“让事实自己呈现”。

“如果对方给你标签，你也用标签回敬，大家都会陷入泥潭。”

采访时，杨荣文也提到，一些西方人会觉得，如果中国更自由化、在思想上跟西方强国一样，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就会更好对付，他的看法是恰恰相反。

杨荣文笑说，首先华人长得就跟西方人不一样，不像日本人是“荣誉白人”，在军事上依靠西方；而如果中国像西方一样习惯了去主导他国，“世界上的纷争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他说，西方对世界其他国家往往抱有一种“判官”的态度，会主动给予很多改进的建议，仿佛其他国家只要遵循他们说的ABCDE去做，就会成为快乐的社会、美好的国家；西方的记者即使对一个国家所知甚少，依然对该国充满看法。

他坦言，“我们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人，但是华人和亚洲人对他人提出建议时会比较客气、小心和有所保留，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家里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最好避免教别人怎么理家。如果中国人也像你（西方人）一样，你会很头痛。”

新疆会成为议题背后有政治原因。这又回到我早前说的，关系到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带一路会助长中国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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