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东南亚：新加坡疫情防控的“外籍客工黑洞”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新加坡以其“精准防控”政策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但新冠病毒自2020年4月初在新加坡的客工宿舍爆发以来至5月初止，共有超过13000名在新外国客工经检测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占新加坡所有感染病例的85%以上，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和中国。新加坡早在1月23日就发现国内首例病例并在2月8日出现首位外籍客工确诊，此后每日外籍客工新增确诊病例维持在三位数甚至高峰期达到近2000例，导致新加坡本地感染源不明病例愈发增多和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爆炸式的增长，让新加坡自1月份以来的严防死守政策趋于瓦解，新加坡疫情防控中的“外籍客工黑洞”已成既然事实。

外籍客工是新加坡劳动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外籍客工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34%上升至2015年的45%，根据2019年最近数据，新加坡共有168万非新加坡公民的外籍员工，其中56%为外籍客工；又有超过一百万低薪外籍客工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全国43间大型宿舍和1200间工厂改造的宿舍内，还有一些未登记在案的居住在建筑工地临时住所的客工。

新加坡民众与外籍客工由来已久的矛盾是大批客工迁入大型宿舍区“集中管理”的主要原因。例如在2008年新加坡高级公寓实龙岗花园（Serangoon Gardens）的7000名住户中共1400人联名抗议政府将附近一所空置学校改建为外籍客工宿舍的计划，他们认为客工入住意味着犯罪率上升继而降低房产价值；政府最终对方案做出了诸多改变，包括专门修建一条道路确保运送外籍客工的车辆会绕过该街区。

2013年12月，新加坡一名印度客工死于一场车祸引发工友乃至其他外籍客工不满，余300名客工在小印度进行抗议，向警车和救护车投掷石块、酒瓶和垃圾桶，造成余50名警察受伤，政府最终不得不出动廓尔喀部队平息抗议，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唯二的大型骚乱事件。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张志贤领导调查委员会对骚乱展开调查，当地居民证实到小印度买杂货和汇款的外籍客工常常在附近公寓楼下聚集进食，居民对工人在那里乱丢垃圾、呕吐和小便感到不满。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认定骚乱起因并非深层积怨，而是群众误解、警方判断失误，以及“酒精”造成客工情绪失控，也直接催生《2015年酒类管制（供应与饮用）法》（Liquor Control (Supply and Consumption) Act 2015） 和《外籍雇员宿舍法》（Foreign Employee Dormitories Act）的立定，此后向政府建议同客工宿舍运营者合作在宿舍生活区建设更多设施，通过设立面向宿舍可供的且价格优惠的百货商店鼓励外籍客工待在宿舍区而非去往本地住户的社区；新加坡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并开始建造拥有小型超市、食阁甚至电影院和板球场的专门建造宿舍群（purpose-built dormitories），时任人力资源部长陈川仁在介绍2015年《外籍雇员宿舍法》时称之为“独立自足的生活、社交和娱乐设施”，该法案还对这些拥有超过1000名客工的大型宿舍区获得准证和运营的方式做出规定，并对卫生设备、清洁程度以及人均面积提出要求。

《外籍雇员宿舍法》的推行虽然提升了外籍客工宿舍区的生活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实惠且便捷的生活区，但也意味着让更多的客工集中居住到客工宿舍，加大了宿舍区的人口密度并明显的将外籍客工与本地居民分割开来，为本次疫情在客工宿舍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新冠疫情在客工群体中的爆发让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重回新加坡民众的视野，有关客工宿舍环境的图片、视频在本地社交媒体疯传，新加坡外籍低薪客工恶劣的生存环境首先在新加坡国内引发巨大争论，客工宿舍的一些房间容纳10到20人不等，有时候需要100余人公用一个洗手间，新闻披露称许多地方蟑螂成灾，厕所人满为患且非常不洁。

在新加坡，政府负责外来客工宿舍的管理工作，民众质疑政府没有将保障客工权益的政策落到实处，批评政府忽视了可能成为病毒“培养皿”的客工宿舍，导致其成为新加坡行之有效的一系列抗疫措施的盲点。新加坡巡回大使许美通4月6日发文批评当局对待客工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新加坡政府允许雇主用没有座位的卡车载送客工，让他们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不干净又不卫生的宿舍就像随时会爆炸的炸弹，而如今真的引爆了。

表面上，新冠病毒在客工宿舍的引爆以及宿舍内部脏乱差图片在社交媒体上的疯传让外籍客工群体终于得到了新加坡民众的关注，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照片和视频让新加坡人震惊这居然出自长期以干净、卫生、整洁、有序闻名的新加坡，似乎长期被边缘化的客工群体即将“被拯救”，生活条件终于得到改善。

事实上，新加坡对外籍客工的“社会隔离”由来已久，本地人与外国人根深蒂固的矛盾从未消除而是被“掩盖”。外籍客工感染人数的暴增点燃了新加坡人的仇外情绪，关注外籍客工的声音很快被另一波声浪淹没，部分新加坡人指责外籍客工生活习惯恶劣，个人卫生意识不足，文化上不重视个人社交距离，继而导致新加坡疫情的爆发；也有人散步消息称那些与外籍客工恋爱的本地公民同样已经感染新冠病毒。

同时，由于本地感染源不明病例愈发增多和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爆炸式的增长，新加坡卫生部自4月15日起在每日发布的新冠病毒报告中开始将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同外籍客工病例分开汇报。在这种分类下，每日新增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确诊数仅维持在10到20人甚至个位数，新增的外籍客工却一直维持在三位数甚至破千的高位。这种汇报方式有利于塑造新加坡政府切实保护国民安全、抗疫得力的优良形象，安抚了新加坡国民的焦虑情绪并让民众对未来“重拾信心”，却人为割裂了本国人与他国人同为新冠患者的身份，加剧了本地民众对外籍客工的排斥，同时给他们塑造了虚假的安全感；新冠病毒在单一人群中“可防可控”并不代表新加坡能够安全复工，更不意味着新加坡民众的健康安全得到保障。

新加坡在本次新冠疫情中确诊感染的外籍客工病例大多居住在大型宿舍区中，榜鹅S11宿舍在3月30日出现4例确诊病例，成为本地首个客工宿舍感染群。截止4月29日，超过13000名居住在客工宿舍的外籍客工确诊感染。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将疫情在客工宿舍的爆发一方面归因于客工喜好在闲暇时到不同宿舍区与朋友社交，另一方面则是客工在本地大多数职员已经开始居家工作时仍然必须继续前往工作场所工作；当局认为本地居民、游客和客工都常去的慕斯达法购物中心是造成客工染病的初始地点。

总之，新加坡客工宿舍的新冠疫情将外籍客工推到风口浪尖，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本地社会的属下群体，无法为自己言说，没有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意识，亦或即使发声了也无法被听到。过去，他们遵从政府的规定统一搬入大型宿舍区，与本地社区隔离开来，沉默接受了宿舍区糟糕的卫生环境，缺乏表达诉求的意识和声音；如今，他们成为本地疫情的最大受害者，再次遭到本地社群的攻击和排斥，却无法为捍卫自己的权益发声亦无法依靠自己改变当下的处境。本地社区疫情的不断出现，客工宿舍疫情的突然增长，民众情绪化言论的泛滥，都给新加坡政府抗议疫情、确保外籍客工健康安全带来了极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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